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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简述

一 战争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尽管有石原莞尔等人的阻拦,日本军部仍然策划了七七事变并成功发动,从日本方面来说,这并非偶然。在二二六事变[1]后,日本各级参谋和军官都期望得到统制派下的提升,于是纷纷模仿他们的前辈,策划各种各样的事变,一时间,满洲事变似乎并不是那么令中国国内震惊了。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期提出的大陆政策,在此时逐渐激化为武力的扩张。当时来说,日本发动这场战争可谓是天时地利,一方面军力处于最强的五年(1936-1941),海军能够与美国一争高下,关东军更是据苏联于中国东北,在皇道派下台后,日本对俄罗斯这篇广袤的土地只是虎视眈眈而不敢轻举妄动。另一方面,日本与德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奠定了它作为法西斯主义在东亚的战争策源地的地位,而法西斯主义生存的基础就在于通过总体战[2]促进经济高速发展,以此保证自己的执政地位。为了掠夺到生产资源[3],以此来进一步向太平洋扩张,日军无路可走地攻击宛平城,也不是那么突然了。

在中国,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在七七事变后终于爆发。尽管早在西安事变时,蒋介石就已经同意了一致对外,但是以卢沟桥为一个契机,恰巧又碰上坚决抵抗的第29军,民众的视野焦点自然也聚集到了北平。所以说,在中国,这场战争开始地非常偶然,在以后的廊坊和广安门事件后,国民革命军且战且退的失去了平津地区。

尽管在1937年7月7日,双方已全面开战,但直到1941年12月9日中华民国才正式对日宣战[4]由此也可看出此次事变的偶然性。

二 战争与世界大战的联系与区别

抗日战争,既可以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核心之一,也可以从世界大战中剥离出来,作为一场独立的区域性战争看待。

尽管有中国远征军的派遣,以及苏联航空志愿队[5],中华民国美籍航空志愿队[6],以及美国陆军航空兵的参战,在中国以及缅甸北部与日军对抗的,仍然主要是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军队。

在中国境内,世界大战鲜明的轴心国与同盟国的界限也不是那么清楚,事实上,中国在37年不但接受过德国的秘密援助,本身反击日军也不把它当作轴心国看待。日本作为轴心国成员正式参战,应从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算起,在这之前,除了侵占印度支那外,日军与同盟国并有实际的军事冲突。所以,此时的中日之战可以被看作是局部的两国交战。

有之前日俄战争的先例,日本进攻中国并不认为会引起大的国际波动,事实果然如此,一是有美国的门罗主义[7],二是英法德在欧洲争得焦头烂额,而苏联在多次共产革命失败后,实际上已经默许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并不会进行军事援助。日本本身的军国主义也将中国自然的看做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一块庞大的土地。

在珍珠港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得到了同盟国的大量援助,此时,亚洲战场这个名词才开始出现在世界大战的广播报导中。

中国军队以大量损失换取了日本陆军主力的迟滞,在一定意义上也帮助了美国取得太平洋战场的重大胜利。

三 战争对双方及世界的影响

中日战争,其持续时间之长,对双方损失之大,使其并不像其他战争一样,很快的被人淡忘。它成为了一个代名词,成为了两国政治交涉的筹码,永远在民众心里刻下了伤痕。

首先是数据上的统计,中国在此次战争中,共动员了1392万2859人填充军事力量[8],将共产党的民兵加入统计,共计1300万中国军人永远长眠在他们深爱的土地上。因战火而死去的平民超过900万人,还有9500万人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成为了难民[9]。

在经济方面,不仅仅是战火轰炸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还有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战,伪造法币所失去的外汇,也需一并算作内,以1945年货币折算,中国此次战争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达6500亿美元[10]。

对于中国,在文化上的影响更是极为深远,在此可以摘录一段蒋介石的语录:

“在抗战以前,不论什么事,我们总是平心静气,忍辱负重的和他们交涉,想法使他们能够了解我们是同文同种的国家,决不能兄弟阋墙,自相残杀,否则只有同归于尽。后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公开占据了我们的东三省,到了七七又发动卢沟桥事变,我们迫不得已,才起来全面抗战。但是我们抗战的目的,只是打不平,希望战争结束,彼此立于平等的地位,做一个亲善的兄弟之邦,真正达到共存共荣的目的,最后我们抗战胜利,在日本宣布接受条件那一天,我立即发表文告,声明今后中国对日本决不报复,以后一切处理,都一本宽大原则予以优待;这就是要贯彻我们抗战的初衷,实现 总理的外交政策。经过我们这一次抗战之后,大部分日本人就都感悟中国真是他们一个兄弟之邦,而一般有识之士,更深切了解,亚洲如果没有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日本决不能单独存在。我们只要日本军民真正觉悟到这一点,中日之间就有了合作的基础;同时我们自己也要认清,如果亚洲没有一个独立自由的日本,中国也是不能单独存在的。现在事实摆在眼前:日本经过八年战争,已经彻底失败了,我们虽然获得一时的胜利,但是因为苏俄指使共匪作乱,到如今也是彻底失败了。这两个国家现状,实在都等于亡国,过去所谓“同归于尽”的话,不幸而中了。”[11]

中国自古既为和平之邦,对于同一文化圈里的邻邦,一直是互帮互助的关系,以此也可享受一点天朝上国的荣光。

在旧时代过去后,中国的政治思想在世界舞台已不复可行,中国需要通过这次战争,好好思考接下来的出路。

在日本方面,阻滞在中国的各级军务人员共计300万人之多,其中近80万正规军部队死亡[12],从数字方面,似乎并不是很大,但是以人口百分比来计,日本损失的下一代,可能比中国还要深重。[13]

经济方面,仅仅是战败的赔偿,已将日本八成以上的生产资源和设备分与各战胜国,同战败国德国一样,日本失去了在太平洋上几乎所有的殖民地,自此,生产资料无法自给,经济发展收到了极大的限制。

政治上,日本由明治维新后的天皇掌权,过渡到君主立宪制的政体,在麦克阿瑟的授意下,裕仁于1946年11月3日签署了《日本国宪法》,其规定:天皇为日本国国家元首,最高统治权归人民所有。真正实现了立宪民主。

顺带一提的是,鉴于中国在这次战争中损失之大,其也享有了许多项战争之最,如阵亡的盟军最高级别将领,张自忠。

世界因这场战争,永远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中国因为它对反法西斯战争贡献之大,也成为了新成立的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但是,因为美国二战后的冷战政策,西方许多史学家都忽略了中国在亚洲战场的贡献,直到改革开放后,逐渐交往中,人们才开始研究这一段历史。

四 战争罪行

日军在此次战争中犯下了累累罪行,不仅仅对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队进行屠杀,还以防疫的名义进行生化活体实验,并在河南等地成功投放了炭疽病菌弹,造成当地几年内炭疽流行。

日本奉行三光政策,对占领区的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这一切,都在身心上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残酷的打击。

事实上,日本的残酷战争政策在此前已经有先例,早在甲午战争时,日军已经在旅顺证明了他们的残暴,这样一种军国主义狂热,造就了他们并不对这些罪行负有愧疚感。

然而本次战争更特殊的损失,则在于中国的几大文化中心被日军的占领,进入北京后,日本通过抢掠,强买,偷盗等方式,陆续运走故宫中善本古籍110箱,战后仅归还10箱[14],这些其余的中国文化财富,许多都不知所终,由于缺乏妥当的保管条件,大部分可能已经腐烂,这也更能令中国感到痛苦。因为一个文明的传承,不在于土地,不在于人口,而在于它创造的熠熠生辉的文化。

实际上,中国方面也应负有一部分战争罪行,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队在河南郑县附近的花园口黄河大堤,利用炸药强行使黄河改道,并慌称是日军轰炸所致。这次黄河泛滥是历史记载的最近一次灾难,其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人为的灾难。决堤使44个县市受灾,灾民共计3911354人。尽管国民政府提前通知了撤离,仍有89330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10.9176亿元[15]。

战略上,中国意图通过黄河改道阻滞日军前进,但实际收效甚微,尽管1944年5月,郑州等地才失守,但这并没阻止日军的南进,日军遭到重创的第十六师团,改道从郑州以西攻击湖北。

此外,文夕大火使得长沙城成为一片废墟,也着实可叹,民族危亡之际,中国仍在内部互相伤害,建立和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仍然任重道远。

五 如何避免战争再次发生,中华的隐痛

真正的遗憾在于,至今,仍有许多人并不明白此次战争的损失与伤痕。人类的确是喜欢淡忘历史的人,西班牙史学家乔治·亚利桑那对此一针见血的评出:忘记历史的人,终会重蹈覆辙。

征服并不是坏事,而困难的是,如何在征服后,逐渐融合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使其不再可能发生冲突,在这件事上,中华民族并未有继承古代的光荣。

曾经有一个错误的历史周期论[16]被人所否定,但是人们还是未找到新的理论来解释这一切:中华,作为古文明的衰落,在一次次被践踏下痛不欲生,这些更激起了盲目骄傲的人的愤怒,新的环境下,一味的复仇只会重蹈历史的覆辙,中华应明白自己在世界历史中的新位置,并更奋发进取。

日本,作为很好保留一部分汉唐文化的中国文化圈中的优秀学生,在近代遭到伤痛后,改变的比中国好,但是过快的改变也同样造成了一定的不伦不类。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提出了脱离东亚而亲近欧美的方向,是近代日本一直不承认自己是亚洲文明的一员。也是这样的观念,才会有军国主义的滋生,才会有那么多人为的伤痛。

一旦取得的成就越高,倒下时发出的响声也越大。尽管如此,有识之士也会欣慰地看到,中国这个巨人已经甩掉了一部分包袱,重新开始大踏步起来。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新时代下,古文明应该自尊地参与融合,在新科学带来的新视野下,每一个民族都应明白作为人类,在无尽的生命海洋中自己所处的位置。

毕竟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啊![17]

注释:

[1] 1936年2月26日,由日本皇道派军官发动的失败兵变

[2] 又称全面战争,是指国家实施总动员,全力以赴参加的现代战争

[3] 实际上,日本超量的动员使得它在1944年时,资源已经基本上殆尽了

[4] 参见《中华民国对德意日宣战布告》

[5] 1937年至1941年,苏联红军派遣的支援中华民国的志愿航空队

[6] 即飞虎队,由陈纳德创立的美籍空军部队

[7] 即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国与墨西哥等美洲国家之主权相关事务。而对于欧洲各国之间的争端,或各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事,美国保持中立。相关战事若发生于美洲,美国将视为具敌意之行为。

[8] 《抗战八年来兵役行政工作总报告》,国民政府兵役部役政月刊编辑印行,1945年

[9] 姜涛; 卞修跃.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5-08-17.

[10] 李新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07.

[11] 蒋介石在1950年6月11日在圆山军官团讲;《革命实践研究院军官训练团成立之意义》

[12] 日本陆军部; 1945年统计

[13] 实际上,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损失了130万人,数字远远大于抗日战场

[14] 李新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07.

[15] 韩启桐; 南钟万. 《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委会. 1948年.

[16] 由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提出

[17] 语出刘慈欣著《三体》

参考文献

1 《极端的年代:1914-1991》(英)Eric Hobsbawm 著

2 《黄河东流去》 李准 著

3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1912-1949年)》 崔瑞德 费正清等著

4 《中国与世界前途》 何应钦 著

5 《中国抗日战争史》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编

6 《国际关系基本理论》 楚树龙 著

7 《近代中国史纲》 郭廷以 著

8 《新科学》(意)Giovanni Battista Vico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