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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导向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概述以及影响

发生

2017年1月20日,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正式上任。特朗普自入主白宫以来,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不顾国际交往准则,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对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做出不实指责,并以加征关税的经济手段加以威胁。短期之内,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迅速升温。2018年3月23日,特朗普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同时,中国也宣布对美国的30亿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这标志着中美贸易战的正式开始。

 

概述

中美自1979年建交以来,在两国政府的互相理解、协商与支持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建立起了基于“一个中国”的政治基础,以多边贸易和双边协定为准则的结构互补,利益交融的互利共赢关系。即使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中美经贸关系依然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克服障碍,稳定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经贸关系既对两国关系重大,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此次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却要比以往的障碍与问题更为严重和重要。双方在五月进行了三次谈判,分别就之前所产生的关税争端和中兴贸易禁运等事件进行了磋商。会谈公报指出了双方在某些领域达成了共识。

然而,在6月15日,美方单方面无视谈判努力与结果,宣布按原计划于7月6日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是中美贸易战第二阶段的开始。

第二阶段持续至今,美方政府已公开宣布对近26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近15%的关税,而中国亦有计划对美国1100亿美元商品征收额外的进口税。

影响

作为中美贸易战导火索之一的中兴通讯(ZTE Cooperation),早在2012年因违规向伊朗出售美国生产的军民两用电子元器件而受到美国商务部调查,2016年中兴承认了违例事实,并与2017年3月向美国政府支付了11.92亿美元的罚款,此举让中兴元气大伤。2018年4月16日,受中美贸易战影响,美国宣布了对中兴禁止出售美国芯片和元件的长达7年的禁令,这让本有望复苏的中兴再次跌落谷底,中国国产芯片制造业由此暴露出的缺陷和问题,因中美摩擦而愈加深化。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对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大豆等农产品加征关税,美国的大豆出口价格暴跌14,1%。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受到损害的第一线美国农民更是发表了联合声明,要求美国政府缓和中美局势。尽管特朗普紧急签署了120亿美元的补助款,仍然无法弥补美国农业受到的巨大损害。

可以说,中美贸易战是一场有害而无益的双输博弈,发起贸易战的美方不但伤害到中国乃至全球的经贸关系,势必也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

由于中美贸易战影响,世界金融和贸易都受到了相当的冲击,中美贸易摩擦破坏了国际经济秩序,冲击全球价值链和分工体系,也增加了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因素。

中美贸易在经济学意义的历史演进以及双方坚持的原则

几个关键词

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在WTO文件中,与“贸易摩擦”一词内涵一致的词汇是“贸易争端”(Trade Dispute),指双方中的一方(通常是出口方)在另一方(通常是进口方)采取一定关税,非关税壁垒的措施来阻止其产品出口时提出反对意见并要求对方予以纠正,终止其壁垒措施甚至予以补偿的行为及其过程。即使进口国对出口国采取制裁措施,而出口国没有异议地接受,那就不能称其为贸易争端。放到实例来说,只有当中方出台了相应的制裁美方措施,中美贸易摩擦才能说正式成立。

贸易摩擦可以分为产品摩擦,制度摩擦,战略摩擦和文化摩擦,而贸易摩擦的治理则是指为谋求双方共同的长远利益,对导致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制度、战略、文化意识形态或贸易运行传导机制等诸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和利益博弈,最终求得一个博弈均衡的协调过程。这些定义与现象是一致的。

贸易保护主义(Trade Protectionism)是一种国际贸易理论,是指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竞争,并向本国商品提供各种优惠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的主张和政策。上世纪80年代,一种新贸易保护主义(New Trade Protectionism)产生了,它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

Chimerica:2007年3月4日,美国经济历史学家Niall Ferguson在《星期日电讯报》上,提出了一个“中美国”的新概念,即“中美共治论”。“中美国”主要是指最大的消费国,与最大的储蓄国中国构成的利益共同体,以及这个共同体对全世界经济的影响。然而在其后的演进中,该词汇被赋予了政治色彩,渲染成了世界将由“中美共治”的极端模型,违背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地位和基本国策,是一个极端的中美经济模型。

但是这个模型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国际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高,说明中美之间已经构建了一定的互利共赢的贸易格局。

中美贸易40年来的演进及贸易摩擦的历程

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署了《中美贸易关系协定》,自此以后,两国经贸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取得了跨越式进步,已经形成了相互依存,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格局。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对美出口2208.2亿美元,2017年更是达到了4298亿美元,仅次于欧盟。

1979年中美贸易总额仅为24.5亿美元,2008年则达到了惊人的3337.4亿美元,30年增长了130倍,年均增长18.5%。

投资方面,中美双向投资蓬勃发展,美国在中国投资项目已经达到57331个,实际投入610.2亿美元,而中国对美投资也达到了30亿美元,投资范围广泛,深度和影响重大。

如今,中美利益紧密交融,高层交往密切。中美两国之间共建立了60多个对话机制,签署了30多个政府间合作协议。1981年,中美商贸联合会对话机制的建立,2009年,中美启动并建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这凸显了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互补,紧密联系。即使面临着金融危机的严重挑战,中美经贸合作依然富有活力。

然而,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问题依然是挥之不去的不和谐音符,其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至1989年),这个阶段建立在两国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基础上,大多数摩擦仅仅是经济性质的技术性问题,由于中美综合国力上的差距,中美贸易摩擦中中方一般处于被动地位。

第二阶段:政治化摩擦阶段(1990至2001年),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经济问题政治化,受国内外环境影响,双边贸易关系恶化,美国对中国也不仅是反倾销调查为主,而是加大了“经济制裁”手段的使用力度,限制对华高新技术贸易。这一阶段结束的标志是2001年12月27日,美国宣布给与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第三阶段: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年至今),这一阶段双方摩擦由微观经济层面向汇率,市场经济等宏观经济学层面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贸易摩擦硝烟不断,摩擦的数量和金额迅速增加已经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中面临的重大的不可避免的问题。

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学意义

从微观角度:古典经济学中,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A、B两国利用各种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都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详细的条件如下:

(1)、本国消费中两种产品的边际替代率(MRS(AB))=本国国内生产中两种产品的边际转换率(MRT(AB))=国际贸易中两种产品的边际转换率(MRT*(AB))。

(2)、A国产品(MRS(LK))=B国产品(MRS(LK))。

如果两个必要条件不能满足,国际经济扭曲就会发生,贸易摩擦问题也因此产生。

而在非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则要加入一个重要的变量,即政府对贸易的干预介入,因此,国家间的结构性障碍和制度差异是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从宏观角度:我们知道国民经济的宏观恒等式:C+S+T+M=C+I+G+X,去除外部影响,可得C+S=C+I,于是S=I,即:一国的储蓄恒等于投资。若储蓄太高,必有出口大于进口,即贸易顺差,反之,则会存在贸易逆差。

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的储蓄太低,而中国的储蓄太高。当时世界经济的一大特色是全球经济失衡,其根源是美国经济失衡。反映在了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和美国的贸易伙伴巨额的贸易顺差上,简言之,影响国内储蓄与投资的因素就是影响贸易差额的因素,而贸易差额成为了贸易国之间发生贸易摩擦的直接因素。

中美贸易的基本原则

历经40年发展的中美贸易构筑了双方的复合依存关系。正是两国间“复合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构筑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基础,并成为中美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在全球经济调整大背景下中美战略的重要约束条件。

美方对中国“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认,以及美国贸易政治主导下对全球局势的干预构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成为了中美贸易的出发点和基本保障。

中美贸易摩擦在政治学的解读和预测

解读

中美贸易问题的主要表现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和中美贸易政治化的趋向。美国政府在上世纪初的经济大萧条以后,一直有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主导政治的倾向,这与美国大型私有企业主导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政治制度是离不开的。由于产业结构的不相匹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确定的基本国策和意识形态导向都与美国有着一定的差距和不同。在后殖民主义时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立也会成为当今世界局势鲜明的特色。

没一个与贸易有关的政策和立法都有深刻的背景,利益集团对立法者和执法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他们的规制俘获实现利益集团的政治目的,这在中国与美国都不例外。

另一方面,从世界政治经济的角度看,多边贸易——投资体系制度的调整滞后于世界经济的变化发展,这样的体系自然缺少足够的约束力,伴随着各国经济涨落,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交替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自然规律,即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纷争。中国已经进入了长达20年的国际摩擦期,伴随政治实力和发言权的增多,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也会遭受到更多从未面对过的问题,这就急需中国进行战略性而不是战术性的政治经济调整。

文化、意识形态是诱发、导引、支配人们行为的原动力,文化摩擦也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最核心内容,进而表现为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

从文化意识形态得出的预测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理由集中在知识产权调查和反倾销上,这是美国此前多次贸易摩擦提出的。纵观40年来美国地缘政治和政策变化,我们能发现一个向民粹主义靠拢的倾向。此次的贸易战也可以找到民粹主义者的影子。现代化民主带来的信息不对等,加剧了这样一种集体主义化的趋势,激进的美国白人群体之中流行的心理便是普遍的反华情绪。作为一种早已出现的观点,中国威胁论在美利坚这样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意识形态下更容易传播。参看Quora,4chan等网络平台上的言论,美国的排外主义在特朗普当选后有了进一步的加剧。

因此,此次贸易摩擦持续时间之长与网际网络的广泛化,集体无意识化有着莫大的联系。Twitter上的一席话,便能深刻影响美国政治格局乃至世界局势,一种新形式的政治主义和亚文化群体主义也正在悄然兴起,这便是此次中美贸易摩擦有别以往的最鲜明特色。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发言权增加,中国的政治和外交方向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从本来的自保式,缓和式外交到如今,中国正在以多种手段谋求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和利益。而习近平一代的中共新领导层的产生,更加强了这样的趋势。习近平以强硬的作风似乎是在向世界表现中国崛起的信号。

如此,此次事件程度之深,延续时间之长也就可以预见了,即使最后可能仍然会以中美谈判和妥协收场,但摩擦带来的损害是对2009年世界经济滑坡后的复苏一次不小的冲击。

中方在此次事件中坚持的立场,美方在此次事件中的动向分析

中国的立场和战略

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个遥不可及的理想。在更大的更广的视野,观念还未深入,强大到改变世界格局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人类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在回答中美贸易摩擦的问题时,应首先将它置于这样一个广阔的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考察。

近年来,中国推行市场多元化战略,这与单边主义化的美国产生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中国十分注重加入WTO这一事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坚持在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的背景下解决经济争端问题,这是中美40年贸易摩擦中得到的宝贵经验和总结。

中国一贯主张,对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争议,秉持积极合作的态度,通过双边磋商或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分歧。这也是中国在反击美国制裁的情况下,始终坚持的解决方案。

通过301调查,以及中兴事件,中国深刻认识到自身在制造业中的重大缺陷,在经济结构向现代化乃至未来化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仍将遭受很多痛苦和阻碍,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行深层次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形态的改革演进是十分重要的。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到了将近40年后的今天,改革开放正向着多个全新的方向努力。如知识产权,新型多边外交,跨国公司和全球化,这些不仅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也会是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

美方的动向分析和战略

特朗普政府在政治、用人和政策制定上的不稳定,很大程度会影响美国政治的发展导向。这也一定程度表现了利益集团内部的冲突和作为利益占有者与价值生产者的深刻对立。

我们参考过往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战略与措施。

霸权均势战略是美国国家总体战略和根本战略,其动机和目的是为了保证自身霸权,同时防止出现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潜在威胁。其手段是经济贸易遏制,封锁和制裁,甚至不惜采用单边主义方式进行军事打击。从目前的局势看,中美应该不会升级到军事武装冲突,而是在经济政治领域的激烈碰撞。

美国对华贸易限制,主要体现在知识产权和反倾销的调查,对华高新技术出口设限,在金融领域,则表现为迫使人民币升值。

与此同时,美国在考虑和倾向于中国持续和平崛起的前提下,在更大范围和更长远意义上接受或无可奈何地迁就容忍了这种崛起,由此制定出一系列战略。

然而,美国霸权主义的局限性却日渐凸显。美国学者Cliff Staten指出,美国必须认识到“这个国家并不具备实现不断膨胀理想主义目标的资源”,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暴露了美国强大军事力量的局限性:美国没有真正的士兵。在经历越南战争后,美国人作为军事实力的历史结束了,这时,世界才会幡然醒悟:美国没有武装力量,先进的军事武器无法使美国赢得战争。

美国正在经历金融危机,经济结构性停滞和体系危机的困扰,而美元的地位在全球化的时代也日趋削弱,因此,即使美国可能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基础赢得这场贸易战,但这对美国的伤害也是巨大的,甚至是致命的,美国政府的“美国优先”原则是不会允许这样局面的产生的。

故从美国角度分析,在三权分立的制度下,特朗普的偏执,甚至是美国民众的偏执会被慢慢纠正,直至与中国达成和解,重新构建一个共赢的体系。毕竟,很多时候在选举导向的民主社会里,民众真正需要的也许只是政治原因的一些伸张,发出一些声音(往往是增长的反华派主导的),但是这些声音毕竟不能取代面包和生活。美国不是超国家的政治实体,美国现有的发展层次不会允许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存在。

结论

本次中美贸易争端是中美贸易开始以来都前所未有的。它有鲜明的网络化

和集体化的特色,以全球化为载体,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手段产生的经济摩擦。其中反映的中美在制度和政策乃至文化形态上的差异,都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相信,通过理性的分析,和平的谈判,此次贸易战仍然能得到一个较理想的结束。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会对整个世界造成巨大的伤害和冲击,现代社会的战争并不只有军事武装冲突,博弈论的兴起也能给我们带来启发。

我们很难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即使它就在我们眼前。人类已确实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百年前,李鸿章所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即使放在今天也仍然适用。在人类大背景下思考,中美贸易战打的也就未免有些小家子气了。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总是仰望头顶的星河,但是它一直在着,在言说中,时间有了其连续,在语词中,历史的在者抬起头,会是漫天的灿烂。

参考文献